曲艺是我国各民族说唱艺术的统称[1]。对于说唱艺术何时冠以“曲艺”之名，面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源于1949年寰球第一次文体艺术使命者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中华寰球曲艺改进会筹画委员会”，“‘曲艺’这个词驱动使用。从此，逐渐沿袭成习，为寰球所承认”[2]。

《曲艺概论》

然则，这一说法逐渐为学界所质疑。如戴宏森以为，“那时曲艺改进会所继承的‘曲艺’这个词绝不是虚构来的，而是本来就有的”[3]，“曲艺”颐养定名之前，“有一个据实求名、沿袭成习的演进历程”[4]。

薛宝琨、鲍震培在《中中语化通志·艺文典·曲艺杂技志》中指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曲艺’仍看成‘杂耍’的同义词出现，并在新中国开国以前共存并用。”[5]

祝鹏程则通过梳理民国档案及《戏世界》等费力得出：“当下通用的‘曲艺’见识自民国以后逐渐露馅，到新中国成立后被固定下来。”[6]

以上说法都是对曲艺定名的成心探讨，至少提供了如下信得过讯息：民国吵嘴艺定名和曲艺见识逐渐明确的关节时期，“曲艺”与“杂耍”等词共存并用，并大批存在于近代报刊档案之中。

本文将通过近代报刊梳理曲艺名实程度，为曲艺见识的生成及深信提供坚实可靠的文件依据。

一、“杂耍”语义的演进历程

晚清民国时期，京津地区盛行用“杂耍”一词统称说唱、杂技、戏法等艺术模式，但“杂耍”一词并非新造词。

“杂耍”一词较早见于明刘若愚《酌中志》中明代钟饱读司承应景色：“杂剧故事之类，各有引旗一双，锣饱读奉上所扮者，备极世间骗局丑态，并闺壶拙妇騃男，及商人商匠刁赖刀笔，杂耍把戏等项，皆可承应。”[7]

《酌中志》

这里“杂耍”一词指代具有一定叙事性和戏谑性的、场面吵杂的杂扮饰演。《金瓶梅词话》第 20 回中有：“安排插花酒筵，沿途杂耍步戏。……乐东谈主撮弄杂耍数回，即是笑乐院本。”[8]“杂耍”与“步戏”“撮弄”并举，是兼具唱、作念的，以滑稽妙技逗笑取乐的艺术模式。

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述燕都灯市有荧惑、杂耍、弦索作乐，“杂 耍则队舞、细舞、筒子、斤斗、蹬坛、蹬梯”[9], 即明时“杂耍”还指称跳舞、杂技等动作类武艺。

在清代札记中，“杂耍”固然仍有“杂技”“杂扮”之义，但主体发生很大窜改，加多了说唱的身分。

如震钧《天咫偶闻》说：“余髫年时，如泰华轩、景泰轩、地安门之乐春芳，皆有杂爨，京师俗称杂耍。其剧多鱼龙曼衍，吐火吞刀，及平话、嘌唱之类。”[10]“鱼龙曼衍”“吐火吞刀”即戏法魔术与杂技饰演，“平话、嘌唱”则指评书、饱读曲等说唱饰演。可知，清末北京“杂耍”涵括万般杂技及说唱等艺术模式。

《天咫偶闻》

在天津，“杂耍”更多是指形形色色的说唱艺术，张焘《津门杂记》即云：“津门茶馆，每于岁底新正，添设杂耍，招徕交易。其项目有弦子书、 大饱读书、京子弟、八角饱读、相声、时新小曲等类。”[11]

为了示意这种门类艺术的万般性，又称“什样杂耍”，津门名报东谈主戴愚庵（别称娱园老东谈主）的《杂耍解》梳理出清末、民国十年（1921）和民国二十五年（1936）以来“什样杂耍”的不同品类[12]，均为饱读曲、评书、相声等说唱艺术。

由此可见，“杂耍”一词经由清末民国的发展，其主体已指代说唱，兼附戏法、口技、魔术等艺术模式。

二、“曲艺”语义的演进历程

“曲艺”比“杂耍”出当前期更早，有传统语义指向和当代性语义指向两种发展轨迹。其中传统语义指向主要包括：从技能到杂技的语义指涉、与歌颂艺术相关的指涉等，当代性语义指向即说唱艺术的统称指涉。

（一）从技能到杂技的语义指涉

“曲艺”最早见于《礼记·文王世子》：“凡语于郊者必取贤敛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曲艺皆誓之，以待又语。三而一有焉，乃进其等，以其序。”[13]“曲艺”即如郑玄注“小技能也”。

“曲艺”后渐渐扩充至工艺、艺术方面的技能、技巧。唐元稹《代曲江老东谈主百韵》：“曲艺争工巧， 雕机变组紃。”[14]诗句中“曲艺”指织工工艺。唐柳宗元《古今诗》：“曲艺岂能裨损益，朦拢只欲播芳馨。”[15]这里的“曲艺”指书道。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诡习》：“张芬曾为韦南康亲随行军，曲艺过东谈主，力举七尺碑，定双轮水硙。”[16]此处“曲艺”指技击杂技。

汲古阁刊本《酉阳杂俎》

清《刘礼部集》卷十：“又精于曲艺，从东谈主学管弦图画诸事。”文中“曲艺”指吹打和绘图。

清代光绪年间，岭南木办事念细巧木器为皇太后献寿，粤官员嘉奖其春联，被报纸上说成是“曲艺奖匾”[17], 此处“曲艺”指木工武艺。

以上案例中曲艺示意的技能、时刻、工艺等语义特地之较着，而“炫技”身分在我国古代饰演艺术和戏曲曲艺中口舌常较着的一个特征。

“古语中有些词在话语的历史发展历程中莫得沿用下来，只保留在古文件里，自后由于交际的需要，它又被东谈主们继承，有了新的真义，从而被改良为当代话语词汇中的词，即所谓‘陈腐见解’。”[18]

《中国文化通志》曲艺杂技志

话语学表面告诉咱们，社会期间的首要事件或广博变化，会使咱们的词语发生不同以往的新变，如20世纪初报刊上出现了曲艺的新用法：“曲艺航行”[19]“少年曲艺航行”“老年曲艺航行”等。

近代科学时刻发明创造如飞机、火车与东谈主们的日常生存最为密切，对窜改世界也最为显贵，也以“曲艺”用于航行饰演，可见“曲艺”一词20世纪以来扩充出神奇、 奇特、幻化莫测的新义。

在此新变之实践布景下，“曲艺”表武艺语义项出现了固定用法，即“曲艺”成为日本来华献艺杂技的独到名词，自后又推广为西洋杂技团、中国杂技团的杂技饰演等。

最早见于1901年10月11日《世界富贵报》相关“日本大曲艺”的音问：“日本大曲艺定至当天午后在群仙开演，群仙地当四马路，正在吵杂场中，吾知往不雅者必门堪罗雀也。”[20]“日本大曲艺”即是日本杂技。

而后，日本杂技乃至西洋杂技来华献艺，必冠以“曲艺”之名而报谈。《大世界》之《鸣津曲艺之奇不雅》云：“天左班往而鸣津来，魔术团去而曲艺进，大世界游技倏地一变。”[21]“鸣津”指日本鸣津杂技团，时称“鸣津曲艺团”。另外马戏等项主张资讯也有被冠以“曲艺”之名在报纸上发表。

以上阐述曲艺由“小小技能”到“工艺”之属，再到新兴、新奇之科技之属，再固定于“杂技”艺术指涉的轨迹。

20世纪初，“曲艺”之实明确指涉杂武艺术，或有可能受到日本汉字词“曲艺”胜利“拿来”的影响，起到古词加外来汉语词的双重作用。

正因为早期“曲艺之实”是包括杂技在内的，因此在1949年文代会定名的“曲艺”中包括了杂技，直到1953年以后再次细分，杂技才独处出去。

《中国曲艺经典》，姜昆主编，鲍震培副主编，文化艺术出书社2024年5月版。

（二）与歌颂艺术相关的指涉

明朝时，“曲艺”一词曾指涉时曲或戏曲。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供筵所唱，皆是时曲。此等辞并无东谈主问及，不虞殷切，遇一知己。’是虽曲艺，然可不谓之一遇到哉。”[22]

李渔《〈春及堂诗〉跋》中说：“予之得播虚名，由昔徂今，为王公大东谈主所拂拭者，东谈主谓自嘲风啸月之曲艺始。”[23]这里的“曲艺”当指李渔所创作的等闲演义如《十二楼》《无声戏》等和戏曲外传。

清代也有称唱戏为“曲艺”的，如金埴《不下带编巾箱说》卷四中将姑苏名部优童所演《节孝记》谓之“曲艺”[24]。

近代报刊中亦有把戏曲纳入“曲艺”中的广义用法。如《新天津画报》：“昆曲……幸有田君瑞庭，殚精曲艺，曾施教于山东戏剧学院有年，多所扶植，桃李盈庭。”[25]将昆（昆曲）乱（包括京剧）皆归“曲艺”。1923年上海普益社成立了曲艺部，1929年更名为曲艺股，“学习排演内容有京剧、乐器和小魔术”[26]。可见，在上海，京剧、乐器和魔术 都可统归曲艺。

《中国说唱艺术史论》

1937年《大公报》发表《清代燕都戏班史料续编》的书评说：“此等列传，虽猥屑难免，究为曲艺薮泽。”[27]曲艺渊薮实则为戏曲渊薮。亦有以曲艺称谓“歌舞剧”，如30年代风靡西洋的邓勤姊妹歌舞片被译为《曲艺名花》。[28]

总之，从明代驱动，“曲艺”就指涉时曲、戏曲、歌舞等歌颂艺术，组成了“大曲艺”的见识。“杂耍”一词则少有“戏曲”“歌舞”“时曲”等语义指涉，在近代报刊顶用其指称歌颂艺术的情况并未几见。

这个“大曲艺”见识，传达出对中国传统声乐歌曲艺术的泛相识，至今学界巧合还在使用。而从广义语境缓慢为狭义语境，用来指涉朔方项目繁密的饱读曲演唱，再由此扩充出万般说唱艺术之统称，按以下胪陈之。

（三）说唱艺术的统称指涉

“曲艺”的当代性语义指向是与说唱艺术关系的语义指向，与当天曲艺见识基本相通。咱们以 1945 年为界，分红两个时期段来进行磨练。

1.1900—1945 年

这一阶段报刊上的“曲艺”有以下几种用法。

（1）对说唱模式的称谓

以“曲艺”统称说唱艺术的献艺模式，面前最早见于《大公报》对1907年3月6日至24日刘子良等东谈主组织的艺善会的报谈，文中多冠以“数段曲艺”“开演曲艺”[29]。虽纤悉无遗，但唱大饱读书之宋五及谢大玉等在列。

《中国曲艺概论》

1918 年《大公报》对王子实等东谈主发起的津邑激流义务戏献艺的报谈载：“在西权仙约请坤角，演唱西皮、二簧、大饱读、时调，各样曲艺。”[30]这里的“曲艺”是因所涉种类稠密，难以完列，故用“各样曲艺”加以指代。

1935年《大公报》载琴师刘庆林“代为（其妻）延请饱读师张士诚，授以时调大饱读，万般曲艺”[31]。时调大饱读均属曲艺。这都阐述，“曲艺”一词逐渐开脱“大曲艺”的鸿沟，与说唱的粘连性趋强。

20世纪30年代，京津曲艺达到全盛，京津士媛多往“顾曲”，报刊中亦多聆曲感言和盘考，《津门歌场一行 曲艺荣枯的大略》载：“天津歌场上的曲艺家数，日月牙异，项目相称复杂……至于在盲从中摒挡着的雇主们，亦辨不清那一片是糜掷期间性的曲艺了。”[32]文中波及京韵大饱读、梅花大饱读、铁片大饱读、奉天大饱读、河南坠子等曲种，“曲艺”一词的专名化越发澄澈。

以笔者面前整理的京津曲艺报刊费力看，提到“杂耍”的有2087 处，“曲艺”则仅有142处，足见近代报刊更多使用“杂耍”一词看成说唱艺术的统称。

《中国俗文体史论》

在指称说唱艺术时，偶见同期出现、两者混同，如1938年《北京中央播送电台订定精彩节目广罗闻明曲艺家在该台播送》云：“杂耍一项，看重搜罗北京最老最有名者。”[33]“曲艺家”指东谈主，“杂耍”指节目，二者同框绝不违和。足见曲艺与杂耍在报纸视域中已是同义词。

（2）对说唱阵势的称谓——“曲艺场”

对于说唱艺术的饰演阵势，最早见于1918年有“曲艺场”一说。《小时报》中的《北京新世界之曲艺场》记载：“新世界二层楼影戏场， 自韩秉谦辍演后，遂易以坤书场……又以对面天津杂耍场，有冯凤喜、刘翠仙等专唱大饱读书……”[34]可知此时，“曲艺场”是涵括坤书场和杂耍场的。上文标题是“曲艺场”，文内又称杂耍场，可见曲艺与杂耍属于同义词。

1934 年《新天津报》《听歌杂记（十三）》称白云鹏“历在天祥屋顶、天会轩各曲场鬻技，皆邀好意思评”[35]。1935 年《大公报》载《小戏班脚色谈》一文，称“泰康市集小戏班杂耍场目客冬改选，继歌舞楼之后，稳执津市曲场牛耳”[36]等。

显然，“曲艺场”看成说唱艺术饰演阵势的称谓在民国就已使用。天然报刊上以称“杂耍场”更为常见，但无论曲艺场、杂耍场都是一种总括性的称谓，并莫得哪个具体的阵势叫“曲艺场”或“杂耍场”的，一般以茶园、剧场、书场、游艺园等为演艺阵势名号。

（3）对说唱行业的指称——“曲艺界”

20 世纪 30 年代后，时见报刊上出现“曲艺界”之提法。1934 年《庸报》刊《刘宝全出演春和》：“曲艺界之有刘宝全，犹之乎戏班行之有谭鑫培也。”[37]

《民国曲艺史》

1935 年《大公报》刊《听饱读杂记》：“宝全有‘畏曲’曰《大西厢》，返津七年，仅三演之，皆被逼无奈，客岁演此，索傻头傻脑十金，开曲艺界最高记录。”[38]“闻之曲艺界中东谈主谈，八角饱读台面期间，有艺东谈主张某者，以善逗笑闻于时……”[39]以上“曲艺界”的说法与今一致。

笔者整理的报刊费力中，“杂耍界”共有181处，除1处为陈亚南魔术外，余180处均指涉曲艺界，即“杂耍界”与“曲艺界”险些富裕探究，两者可互换，亦可与“戏曲界”“国剧界”“戏剧界”等呈现较着界别。

而在180处“杂耍界”曲艺费力中，有157处鸠集1945年之前，阐述在抗战告捷之前，“杂耍界”是指称曲艺界的惯常用法，“曲艺界”虽已出现，但仍为小众说法。

（4）对南边说唱的称谓

1934 年《大公报》载《施家班卷土重来二十六日起出演小广寒》将申滩称为“南边曲艺”[40]。广东、广西亦较早使用“曲艺”一词。1934 年广西北海市成立“樱桃松柏女童曲艺社”。1935 年粤航空游艺会主理曲艺比赛[41]，因粤曲之名启事，广东民间粤曲班社多称“曲艺社”。

《中国近代曲艺文件汇编》

这阐述，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曲艺”一词依然成为南朔方均可用以指称说唱艺术的称谓。

综上可知，1900年至1945年，罕见是1910年前后，“曲艺”被赋予了指涉说唱艺术的当代语义，渐渐应用于指称模式统称、献艺阵势、演员、行业、南北民间社团和赛事之中。

朔方语汇中早有“杂耍”，其指称说唱艺术的历史较“曲艺”更长，因此，“杂耍”的使用频次远高于“曲艺”。

但跟着“杂技”身分越发镌汰，“杂耍”更多地趋近至当天之曲艺，炫耀出曲艺鸿沟渐渐独处化的特征。

同期，南边艺术语汇中并无“杂耍”，故不可称南边曲种为“杂耍”，只不错“曲艺”称谓，尤其粤曲班社很早定名为曲艺社。

此外，指涉演员的“曲艺家”决然出现，却未出现“杂耍家”，阐述“曲艺”一词在指称说唱艺东谈主时，其语义指涉和语境要比“杂耍”更趋雅、更认真。这都炫耀出，“曲艺”在指称说唱艺术中悄然登场，在渐渐挣脱“杂耍”之敛迹中，顺应期间语境，占有了不可替代的一隅之地。

2.1945—1949 年

抗战告捷后，“曲艺”一词在不竭前边“曲艺”用法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用法，且在使用场地、使用频率、使用等第方面出现了诸多变化。

《中国曲艺史》

（1）机构称谓：鼓励见识普及

“曲艺”看成行业行政性组织机构的称号使用最早见于晋东南抗日把柄地在太行区行署（联专）的指派下，1945年9月认真成立的“太行五县曲艺集合会”[42]。

鉴于日本文牍谨守后文艺生态急需大的养息，国民党当局责令将日伪时期的机构更名，由此，1946 年11月，“北京饱读曲长春处事公会”更名为“北平曲艺公会”。

该会成立后，其组织的例会、培训班、义演、日常事务等行动在《真善好意思画报》《长春》《东谈主民晚报》《中南报》《民强报》等报刊杂志曝光率很高，不仅在社会上形成很大影响，使民众以为说唱艺术更高一齐，同期也鼓励了曲艺公会的壮大。

1946年年末到1947年年头，北平十一战区政事部举办了两期曲艺东谈主员培训班，旨在“升迁曲艺演员教悔，调遣文娱风尚，以完成国人心理开辟”[43]。

为充实曲艺内容，“现重金搜集歌曲相声独幕剧及大饱读等词谱脚本接待曲艺作者奋勇应征”[44],并“将成立曲艺辩论改进组创制新词”[45]。其中波及“曲艺演员”“曲艺作者”“曲艺辩论改进组”等用法，面庞一新。

《曲苑杂谭：南市艺谈旧闻录》

天津虽未成立独处的曲艺公会，但于1948年4月成立了附属于戏曲协会的“曲艺组”，由盛名报东谈主李然犀任组长。

不错看到，抗战告捷后，社会生存大环境渐成祛旧俗、求新变的俗例，无论是太行五县曲艺集合会、曲艺培训班，抑或是北平曲艺公会、曲艺改进会等，均代表“曲艺”一词受到了官方招引公论界和曲艺行业的双重招供，这无疑大大鼓励了“曲艺”见识的应用和实施。

（2）东谈主员称谓：与戏曲群属规模分袂较着

1945年以后，曲艺与戏曲的群属分袂也越发较着了，近代报刊对两者的区别十分明确。1947 年《沪报》称：“北平戏班界同东谈主发起为扶直李世芳遗族演唱的义务戏，喧传已久，却还不曾收尾，令东谈主有‘东谈主在情面在’的欷歔。可吵嘴艺界‘长春社’和‘昆仲剧团’却在二十五日假座祯祥大剧场，公演杂耍大会一天，节目已定为彩唱《老妈上京》……”[46]“曲艺界”与“戏曲界”“戏班界”的规模白璧青蝇。

此外，《大公报（上海版） 》《大公报（香港版）》等报刊对1949年 7 月召开的“中华寰球文体艺术使命者代表大会”的报谈中，也对“曲艺界”“国剧界”有了昭彰的分袂。在“曲艺界”一词使用越发增多的同期，“杂耍界”一词在报刊中的使用频率却在连忙萎缩。

（3）认真称谓：以“曲艺”为标题的媒体报谈

在抗日干戈告捷后，以“曲艺”为标题的新闻报谈和电台播音逐渐增多。1946 年《戏世界》刊《济南的曲艺界小小动态》，《真善好意思画报》1947年7月1日至11月29日连载了50期马国英述、高扬校正的系列文章《曲艺泉源》。

《中南报》1948年9月5日至11月30日每期以“曲艺节目”看成电台资讯栏目称号，这与咱们当今电台或电视的曲艺栏目富裕是一样的。可见“曲艺”依然成为媒体上较为公认的认真称谓。

《中国的曲艺》

要而论之，从报刊用语来看，“曲艺”虽仍不似“游艺”“杂耍”那样使用普遍，但“曲艺”看成“新惹事物”，已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其所具有的立异、斯文、当代、典雅之意味是传统的“杂耍”语义所不具备的。

而且社会机构的定名，对词汇语义的诞生与普及，效力更胜利和高效，这亦然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上深信成立“中华寰球曲艺改进会筹画委员会”而使其从此获取平定能指的真义。

而在东谈主员称谓上，跟着各大行业机构、报刊宣传及政府话语的影响，“曲艺界”“曲艺演员”等成为曲艺东谈主员所珍重的新称谓。

通常地，在艺术称谓上，无论是电台节目、新闻报谈，抑或会议回报等，都需要所用之词汇冲突局域性、具有平生性和实施性，因“杂耍”在南边并不适用，故“曲艺”成为指称寰球性说唱艺术的称谓。

总之，抗战后的“曲艺”一词越来越炫耀其越过“杂耍”的上风，看成普遍的、独处的、专属的况且糜掷当代性、学科性的艺术门类称谓——“曲艺”依然呼之欲出了。

《我的父亲常连安》

三、探讨曲艺见识生成的真义

（一）近代报刊对曲艺定名起到进攻鼓励作用

磨练“戏曲”见识或定名，大部分戏曲史著述以为是从王国维著《宋元戏曲考》驱动的，但也有学者著文以为始自明代文东谈主周之标，这个传统包括明代的纪振伦、凌濛初、许宇等东谈主，至清代姚燮《今乐验证》经受下来，到晚清时从王国维处得到新的发挥和拓展。[47]然则连年来，近代报刊对我国戏曲见识形成的鼓励作用通常受到了辩论者们的眷注。

梦预料“曲艺”的见识生成，古代曲艺却莫得戏曲那么行运，它很少参加文东谈主的视线。直到晚清，近代报刊兴起，并与民众文娱市场同步发展，那时看成城市市民群体销耗主流文化的戏曲曲艺，也成为报刊文化版面的“骄子”。

精英报东谈主无时不在报谈遍布都市各个游艺场的资讯动态、艺东谈主花边。他们中致使有不少是票友身份的内行，均怀着提振曲艺艺术的心愿，以精英审盛情趣招引民众审好意思，利用报刊媒体塑造艺东谈主形象，用生花“报”笔来“雅化”或“好意思化”，形成了忽视“曲艺”替代“杂耍”潜在的公论力量。

在20世纪40年代末，艺术界与新闻传播界以通常弃旧图新的心态，鼓励着曲艺的改进，“曲艺”在报刊的捏续鼓励下再行被评释、被界说。

《清代女作者弹词演义论稿》

经过半个世纪的艺术实践以及经典作品、艺术各人不停积贮，“曲艺”这一既古色古香又具艺术品位的“雅词”终于不错用来涵盖我国各地区说唱艺术；而盘踞茶园游艺场多年的“杂耍”，这个固然亲切但带有一点松弛和贱视颜色的“俗称”，跟着旧社会的收场而不再使用，其狭义项包摄在杂武艺术的技巧类中。

由于昔时咱们的辩论仅堤防到论著类文件，而对文东谈主的眷注与记载缺失，形成相关曲艺见识树立的顾虑空缺；通过对近代报刊传媒和社会语境的联动考量，让咱们终于看到历史的真相正在安逸走漏。

（二）诞生曲艺见识与推行范式的探索

“杂耍”让位于“曲艺”，是期间的高出、科学化见识领略和学科细化的条款。最初，“杂耍”一词本身的商人颜色让其在认真严肃的表述上颇有局限性。其次，“杂耍”界限不严、界说依稀，不合适艺术分类细化的条款。而且，跟着新中国的成立，要净化舞台、标准节目，不再不竭散乐杂陈的老派文娱神气。

《中国曲艺通史》

从领略话语学的角度看，“曲艺”从字面上颇能反应出东谈主们对说唱艺术的领略与相识，“曲”与说唱艺术接洽密切，“艺”即“武艺、艺 术”。因此，东谈主们从已有的领略结构开赴，与新的领略训导相讨好，在“曲艺”与“说唱艺术”之间树立接洽，收尾新的抒发意图。

通过这一领略模式，“曲艺”涵盖我国各民族欺骗表面话语进行叙述性说唱的饰演艺术，使其与戏曲、音乐、跳舞、杂技等饰演艺术并排，或言使它与以上诸种中国传统饰演艺术区别开来，以得志当代艺术分类细化的学科需要。

曲艺见识诞生于20世纪，其从平素多义到狭义指涉履历了曲艺推行和媒体语境的适应性自发，“当代话语学描写了‘名’与‘实’、‘词’ 与‘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教唆东谈主们必须要以‘共时’和‘历时’的双重眼神看待见识的演变”[48]。

见识之定名有稽考万物、区别异同之功用。其实无论是“杂耍”照旧“曲艺”，这一总括性的称谓，都推崇了中国文化崇名求实和举座性想维的特色。《管子·枢言》云：“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49]

孔子也主张“正名”，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反之则不能，荀子深研“名以指实”[50]。正名、贵名这种想想，反应了儒家礼治的政事想想和标准化措置理念，也体现了求实、守正、求发展的中华好意思学精神。

《中国戏曲、曲艺》

“名正”的含义即是名实相称，以话语为秀丽规范名实颐养之称号，使本来看似包罗万象、杯盘狼籍的说唱艺术通过“曲艺”一词而得以正名，以便于树立共性与个性颐养的艺术范式和一整套学术话语，为合理有用地进行艺术措置提供可操作性的想路，保证文艺业绩健康有序的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20世纪“曲艺” 见识生成具有极其进攻的学科及话语体系真义。

谛视：

[1] “说唱艺术”与“说唱”“曲艺”之间严格地说是有区别的，但特地眇小，本文为讲述浅显，暂以等同而论。

[2] 侯宝林、汪景寿、薛宝琨：《曲艺概论》，北京大学出书社 1980 年版，第 1 页。

[3] 戴宏森：《试谈“曲艺”的定名》，载胡孟祥主编《戴宏森说唱艺术论集》，中国民间文艺出书 社 1989 年版，第 20 页。

[4] 姜昆、戴宏森主编：《中国曲艺概论》，东谈主民文体出书社 2005 年版，第 11 页。

[5] 薛宝琨、鲍震培：《中中语化通志 ·艺文典 · 曲艺杂技志》，上海东谈主民出书社 1998 年版，第 11 页。

[6] 祝鹏程：《曲艺：一个见识的溯源与省想》，载《文化辩论》第 48 辑，社会科学文件出书社 2022 年版，第 143 页。

[7] 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书社1994年版，第107页。

[8] 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品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都鲁书社1987年版，第 309—310页。

[9] 刘侗、于奕正著，崔瞿校注：《帝京景物略》卷二，上海远东出书社1996年版，第104页。

[10] 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书社1982年版，第175页。

[11] 张焘撰，丁绵孙、王黎雅点校：《津门杂记》，天津古籍出书社1986年版，第100页。

[12] 参见娱园老东谈主《杂耍解》，《游艺画刊》1940年第1卷第14期，第14页。

[13] 郑玄注，孔颖达疏 ：《礼记注疏》，上海古籍出书社1997年版，第1406页。

[14] 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典藏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26页。

[15] 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767页。

[16] 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页。

[17] 《曲艺牌匾》，《益闻录》1894年第1390期。

[18] 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话语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9页。

[19] 《曲艺航行》，《生存日报》1914年6月8日第12版。

[20] 《资讯》，《世界富贵报》1901年10月11日第2版。

[21] 子民：《鸣津曲艺之奇不雅》，《大世界》1918年7月27日第2版。

[22] 何良俊撰，李剑雄校点：《四友斋丛说》，上海古籍出书社2012年版，第246页。

[23] 李渔：《李渔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书社2010年版，第134页。

[24] 转引自徐元勇、许可、陈伊笛编辑《中国历史札记演义音乐史料编录与辩论》（下册），安徽文艺出书社2022年版，第297页。

[25] 鉴湖渔：《古艺再行》，《新天津画报》1939 年11月12日第5版。

[26] 《上海普益社曲艺股会议记》，《陈诉》1929年2月24日第15版。

[27] 何伯：《清代燕都戏班史料续编》，《大公报》（天津版）1937年3月25日第11版。

[28] 参见芳尔《邓勤姊妹与曲艺名花》，《幔影》1930年第73期。

[29] 《本埠三纪艺善会》，《大公报》（天津版）1907年3月9日第3版。

[30] 《艺曲助赈》，《大公报》（天津版）1918 年1月30日第7版。

[31] 《琴师刘庆林 视发妻如钱树子 自幼收养并允抚育岳父终生 既长鬻曲赚钱竟不履行前约》， 《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6月6日第6版。

[32] 王景德：《津门歌场一行 曲艺荣枯的大略（上）》，《新天津报》1935年10月28日第13版。

[33] 《北京中央播送电台订定精彩节目 广罗闻明曲艺家在该台播送》，《晨报》1938年2月4日第4版。

[34] 中路：《北京新世界之曲艺场》，《小时报》1918年6月14日第11版。

[35] 非羽：《听歌杂记（十三）四 白云鹏》，《新天津报》1934 年12月17日第13版。

[36] 红蛾：《小戏班脚色谈 刘宝全晚景留影 花四宝当天登台》，《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3 月10日第16版。

[37] 《刘宝全出演春和》，《庸报》1934年9月6日第11版。

[38] 墨农：《听饱读杂记三 什样杂耍东谈主才述评》，《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4月9日第16版。

[39] 墨农：《听饱读杂记八 什样杂耍东谈主才述评》，《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4月16日第16版。

[40] 《施家班卷土重来二十六日起出演小广寒》，《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10月23日第13 版。

[41] 参见《去年十二月秒广州举行曲艺比赛》，《民间周报》，1935年第95期。

[42] 王怀德、王仲祥：《山西曲艺史料》，载山西省文化局、山西省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编《山西 曲艺史料（二）》，里面费力，1983 年，第170页。

[43] 《曲艺东谈主员受训昨举行开学礼 小蘑菇受训后还蘑菇否》，《民强报》1946年12月17日第 4 版。

[44] 《曲艺东谈主员昨开检查会》，《游艺报》1947 年1月8日第3版。

[45] 《平曲艺教师班二期学员入学》，《经世日报》1947 年2月11日第2版。

[46] 《曲艺界先伶界演剧支持李世芳遗族》，《沪报》1947年3月2日第4版。

[47] 参见谢柏梁《对于“戏曲”定名问题的新发现》，《学术辩论》1988 年第 2 期。

[48] 高子文：《20 世纪“戏曲”见识的历史演变——基于文化和政事语境的磨练》，《南京大学学报（玄学东谈主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49]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新编诸子集成·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2页。

[50] 楼宇烈主撰：《荀子新注》开yun体育网，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461页。